（明慧記者鄭岩特別報道）二十二年前發生的法輪功學員萬人上訪之事，也稱「中南海事件」，其實是一個維護中國社會道德根基的自發活動。去的人之前沒人知道結局會怎樣，只抱著一個捨身維護真理的信念。
如今，很多人已經知道了真相，然而也還有眾多Z世代、千禧代的年輕人，包括熟知中共整人歷史的很多中老年人，不但不了解事情原委，還被灌輸了誤解。今天，在「四•二五」二十二周年之際，我們為大家重溫一下這段對中國、對世界的道德底線都發生了深刻影響的歷史事件。
一、從1996到1999
1、1996
1999年「四•二五」的釀成，從1996年就開始了。
事到如今，明白人都知道了，中共的發家史就是一部整人史、中國人的血淚史。特別是1949年中共建政北京之後，更是平均每十年挑出一批人，宣布為敵人，隨之對這批人施行「名譽搞臭、經濟搞垮、肉體消滅」。
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報》發表評論文章，詆毀法輪功。熟悉中共歷史的人一看便知，這是又一次以政治整人運動的信號——「名譽搞臭」開始了！
果然，1996年7月24日，中共中宣部管轄的新聞出版署向全國各省市新聞出版局下發內部文件，禁止出版發行當時名列北京十大暢銷書的《轉法輪》、《中國法輪功》等法輪功書籍。
2、1997
接下來，1997年1月和7月，有人插手公安部，兩次在全國範圍調查法輪功的所謂「非法宗教活動」，網羅罪證欲定為「邪教」。結果全國各地公安局經充分調查後，均上報反映「尚未發現問題」。
但中共是搞運動能手，面對法輪功日益上升的口碑與威德，面對當時平均每十個中國人里就有一個人在學煉法輪功的局面，江澤民妒嫉難耐，已喪心病狂；羅干更是想借江澤民之手，以法輪功群體的血肉，達到他自己升官發財的目的。他們會如何施展和實現自己的打壓企圖呢？
3、1998
1998年7月，羅乾等人通過公安部，違法地先給法輪功定罪為「邪教」，再組織全國範圍搜集罪證。公安部一局發出公政【1998】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通知》中公然（而不再是暗中）把法輪功稱為邪教，然後提出：要掌握（法輪功學員）活動內部情況、發現其違法犯罪的證據，各地公安政保部門要深入開展調查。
當時陸續有公安、統戰部和特工被派到法輪功的煉功點上學功，並和學員一起學習《轉法輪》，其實都是去卧底。然而，法輪功無底可卧，因為法輪功學員的一切活動都是公開的，而且修鍊來去自由，既沒有人員登記，也沒有會費。很多卧底人員倒因此機緣而對法輪功有了深刻了解，反而成為堅定的法輪功修鍊者。結果令羅乾等人很吃驚：在全國各地，一條法輪功的罪證都沒有搜集到。
但是，羅乾的兩次「調查」還是在一些地區造成了嚴重後果，從那時起，每次都有法輪功學員站出來，努力逆轉中共造成的不良社會影響。
例1：
遼寧省朝陽市公安局，向所屬公安部門發出了朝公發（1998）37號《關於禁止法輪功非法活動的通知》，有的輔導員（義務組建煉功點、義務為法輪功學員服務的學員）被數次罰款，累計金額達四千多元。這些莫須有名義的罰款，有的不給收據單，有的只給白條。這種情況引起四十餘人到公安部上訪，一千餘人聯名投訴朝陽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的違法行為。
例2：
1998年5月，國家體育總局對法輪功進行全面的調查了解。法輪功學員們坦然面對調查了解。10月20日，國家體育總局派到長春市和哈爾濱市的調研組組長發表講話，充分肯定法輪功在祛病健身、維護社會穩定和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面的顯著效果。民間在北京、廣東、大連、武漢的調查得到類似的結論。
例3：
1998年5月底，北京電視台《北京特快》欄目播放了何祚庥對法輪功的誹謗。何祚庥在北京電視台的採訪中批判法輪功如何有害，之後，北京電視台在播放對該台記者在北京玉淵潭公園的法輪功煉功點採訪學員時的鏡頭時，點名法輪功是「封建迷信」。
何祚庥是中共政法委書記羅乾的連襟，名為院士，卻沒有任何學術上的建樹。此人居然能把量子力學和中共的所謂「三個代表」扯上關係，因此被人稱為「科痞」。何祚庥對法輪功的攻擊，所用的例子和法輪功並無關係，都是沿用中共常見的栽贓手段。
該節目播出後，為了制止這種「名譽搞臭」活動的蔓延，北京及河北數百名法輪功學員，依據中共中央關於氣功的「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爭論、不報導），以寫信或直接造訪電視台的方式，講述親身煉功受益的經歷，指出北京電視台的節目內容不符合法輪功的實際情況、會大面積誤導觀眾和社會輿論。
法輪功學員的這次上訪發生後，了解到事實真相的北京電視台領導說，這是建台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失誤。很快，1998年6月2日，北京電視台播放了一個表現法輪功學員清晨在公園裡祥和地煉功，還有其他人士一同晨煉的正面節目作為更正。
例4：
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國公安部門發出《通知》，再度引發新疆、黑龍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層公安部門強行驅散煉功民眾，非法抄家，私闖民宅，沒收屬於個人的私有財產等違法亂紀問題。
據中共體制內人士披露，羅干在1997、1998年兩次想把法輪功誣為×教進行迫害，「這倒不是因為法輪功做錯了什麼，而是羅干那時當了中央政法委書記，官兒坐到頭了，要想繼續往上升，就必須做出大動作來。羅干想把水攪渾，這樣他這個政法委書記才能成為政治焦點。」
羅干搜集不到資料也著急。他發現公安部這些負責氣功的人都很懂氣功，很多人自己也練氣功。於是，羅干在1996年開始，為此特意改組公安部，不但把編製改了，還把原來管氣功和懂氣功的人一律調走，為下一步打壓法輪功鋪路。
例5：
1998年下半年，以喬石為首的部份全國人大離退休老幹部，根據大量民眾來信反映公安非法對待法輪功煉功民眾的問題，對法輪功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詳細調查、研究，得出「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並於年底向當時以江澤民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調查報告。
喬石原名蔣志彤，祖籍浙江定海，出生於上海，是中共元老。他抗戰開始就在上海為中共從事地下工作，內戰時任同濟大學地下黨總支部書記、上海地下黨學委總交通等職。1949年後，先做技術工作，從1963年開始從政，在中聯辦幹了19年，一直做到副部長。1983年，開始擔任中辦主任、中組部部長。1985年，進入政治局和書記處，任中央政法委書記，主抓政法和治安、情報、司法工作。1986年，又兼副總理。1993年，轉到人大任委員長。當時的人大委員長還要主抓政法。1998年到期離休。從上述經歷可以看出，凡中共高層重要職位，從外聯、中樞、組織、政法、行政、立法、政法等部門，喬石都幹了個遍，這在中共黨內絕無僅有。尤其是從1985年到1998年，在長達13年的時間裡，喬石都是全國政法系統最高長官。
然而，喬石等老幹部得出的「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和當時的總理朱鎔基在「四•二五」事件中的開明做法，卻讓江澤民極為不滿；法輪功創始人巨大的道德感召力更讓江澤民妒嫉得發狂。
4、1999的天津事件，迫害升級的第一步
「北京電視台事件」之後，北京終於形成了「不報導」的氛圍，讓當時中共中央關於氣功的「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爭論、不報導）得到切實實施。面對這種情況，羅干及其連襟何祚庥並不想善罷甘休。他們把主意打到了北京附近的天津市。
1999年4月11日，科痞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辦的《青少年科技博覽》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的文章。該文章繼續引用不實的事例，指名誣陷法輪功，繼續實踐「名譽搞臭」的政治策略。
如前所述，何祚庥是中共政法委書記羅乾的連襟，名為院士，卻沒有任何學術上的建樹，是一個依附政治的文人。此前的1998年5月，何祚庥就曾在北京電視台的節目中，用一個和法輪功沒有關係的例子詆毀法輪功。後來北京電視台知道自己被利用，就不再採用何祚庥的任何東西。
何祚庥的文章在天津發表後，天津的一些法輪功學員認為有必要向有關方面澄清事實真相，並期望通過與雜誌編輯部的交涉來消除該文章的惡劣影響。因此，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一些法輪功學員前往天津教育學院及其它相關機構反映實情。
這裡請讀者朋友們注意，中共歷次搞迫害民眾的政治運動，都是由依附政治的文人在官方媒體批判、抹黑開始，發出「名譽搞臭」的信號，製造恐怖氣氛。在中共專制的中國，法輪功學員們作為中共內定要「搞臭」的靶子，上訪是唯一的反映情況的渠道。
再來回顧天津：為了保持良好的秩序，到天津教育學院反映情況的法輪功學員，自覺的保持安靜和秩序。他們不喧嘩，不隨意走動，留出通往學院各處的通道，校門外也有法輪功學員義務維持秩序。
中國《憲法》第41條規定：「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述，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
可是對待和平的上訪群眾，1999年4月23、24日兩日，中共政法委書記羅干卻命令天津市公安局出動防暴警察三百多名，毆打反映情況的法輪功學員，導致四十五人被抓捕，有的法輪功學員當場受傷流血。
當法輪功學員請求放人時，卻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這個事件，如果沒有北京的授權，被逮捕的法輪功學員不會得到釋放。天津公安直接向法輪功學員建議：「你們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決問題。」
迫害的嚴重升級引發了法輪功學員的關注，各地聞訊的法輪功學員紛紛打聽如何到北京上訪，得知到北京上訪意味著上訪國務院信訪辦。
說到上訪。因為只能聽到中共的宣傳，所以後來的很多年輕人、或者長期浸泡在中共宣傳里的一些中老年人，先入為主，儘管看到身邊法輪功學員的善良為人，還是一聽法輪功就想到「圍攻」，表示疑惑。
其實，不管任何人，當你敞開心扉時就會發現，在當時的中國，認真修鍊法輪功的人已經遍布各行各業，平均十個人中就有一個在讀法輪功的書、修鍊法輪功功法。他們的共性是，無論個人原來的起點高低，都自願遵循真、善、忍來提升自己的身心境界，對給予他們重生的法輪功及法輪功創始人充滿感恩。因此，他們平時在生活和工作中，都努力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化解了很多家庭矛盾、人際矛盾，給社會帶來祥和與光明，「上訪」這個詞對他們來說，是做夢都沒想過的，更不要說親身參與。何來「動輒圍攻「之理呢？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天津警察抓人打人事件是誘發1999年「四•二五」上訪的直接原因，但是中共高層的個別人，利用手中權力對法輪功施行大面積打壓，從1996年就已經開始了，而且一直不停的製造事端。1999年4月法輪功學員的「四•二五」上訪，只是又一個為了阻止迫害的進一步升級的善良努力。
二、「四•二五」事件始末
1999年4月25日，自發趕去北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很多，但出發點相仿、經歷相仿、所見相仿，二十二年來，明慧網已經發表了諸多的見證文章和回憶錄。因為法輪功是修鍊，不設名單、沒有組織，這裡我們只能摘錄一些見證文章，以饗讀者。
1、見證之一
一位五十年代後期的留蘇生及七個科學領域的法輪功學員寫道：「我是1995年10月得的法（開始修鍊法輪功）。我覺得這部偉大的法是對我困苦一生的獎勵，認為人類不可能找到比這部大法更好的出路。」
「關於何祚庥在天津發起對法輪功新的一輪攻勢，我是從一位同修的電話中得知的。她告訴我說，何祚庥跑到天津，通過雜誌如何誹謗法輪功。當天津學員去說明情況時，大批武警前往毆打併逮捕了大法學員。這位學員說，她明天去國務院信訪辦去反映情況。第二天一清早（1999年4月25日），我騎了一輛自行車前往信訪辦。9點時走到西四，看到大街兩旁擺滿了自行車，於是我也把車扔在那裡。
「走到信訪辦所在的府右街，那裡早已聚集了大批大法學員，在武警引導下，分別站在府右街馬路兩旁。我加入到馬路西側行列之中，離中南海信訪辦大門只有幾十米遠。武警指揮車來回穿梭，頗有一點緊張氣氛。過了一會兒，由武警指揮，讓馬路東側、站在中南海國務院紅牆外面的學員站到馬路西側去。這項隊伍重組不到10分鐘就完成了。街西的場地明顯地擁擠起來，垂直馬路方向每行10人，一行一行密密麻麻，幾乎轉不開身；順著府右街馬路學員隊伍不只一公里長，僅府右街就得有一萬人。向北、東西向街道的學員，從西四一直排到北海公園，總有幾里地。我的左側是十幾位從天津趕來的大法學員，右側是幾位從烏魯木齊乘飛機趕來的學員。大家都很安詳，靜靜地站著。前邊的情況是通過人傳人傳過來的，只是越傳剩下的話越少。」
2、見證之二
另一位法輪功學員當年正在中科院讀博士。他在見證文章中寫道，「4月24日晚上，因為加班完成實驗，我很晚才去（煉功點）學法【註：學法是修鍊用語，指學習法輪功書籍】。我到學員家門口時學法已經結束了，大家正要離去。輔導員李阿姨見我來晚了，邊走邊簡單地介紹說，何祚庥在天津出版的《青少年科技博覽》發表文章，污衊煉法輪功會使人得精神病，並暗指法輪功會亡黨亡國。
「此文與近年來先後出現的十餘家新聞單位對法輪功的歪曲報導如出一轍；與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發出的《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的用意一脈相承。
「該通知導致新疆、遼寧等地公安機關，視學員正常集體煉功是非法集會，強行驅散法輪功學員、非法查抄法輪功學員的私有財產甚至非法打罵、罰款、拘禁、關押）。
「4月25日早晨，我到達府右街北口時大約七點半鐘。府右街和附近的街道兩邊已經站了許多學員，大家或站、或坐、沒有和行人交談，有的手裡捧著書在看。人雖然很多，但既沒有阻塞交通，也沒有喧嘩聲。馬路上騎自行車上班的人們如往常一樣地趕路。我穿過西安門大街，進到南邊的城區。小區里也有許多人，公廁旁邊等著上廁所的人排著十多米的隊伍，秩序井然。我是第一次來這裡，連門在哪裡都不知道。心想先轉一圈，希望遇到認識的同修。於是順著府右街西側往南走。街道兩邊的學員排列得整整齊齊，靠外側（馬路）的學員站著，靠里的學員坐著，手裡捧著《轉法輪》。從他們的衣著看，有些是從農村來的，透著樸實和善良。沿途我沒有見到我認識的學員，倒是隨處可看到一些年輕人拿著對講機在報告情況，衣著和普通人差不多，可能是便衣。」
3、見證之三：
還有許多法輪功學員，因這場在今天您讀文章時仍在持續的迫害，暫時不便透露姓名。其中一位法輪功女學員在文章中回憶道：
「煉完動功後，三五成群的北京大法弟子、以及外地趕來的大法弟子從四面八方匯聚，我們隨著人群向府右街方向行走。一些警察早已等候在路口、路邊，當我們到達府右街口時，警察不讓我們繼續往裡走，不知是在他們的指揮下還是有同修的帶領，我們順著一些小衚衕繞到中南海西門附近，最後在中南海西門以北二三十米、府右街西邊人行道的西側停下來。
「天越來越亮，聚集的大法弟子越來越多，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由於修鍊大法後心性的提高，秩序井然，整體體現出高度的律己和平靜。大家自覺地排成三排，後兩排的人一般坐著，或看《轉法輪》，或打坐煉靜功，前排站著的主要是年輕一些的學員。盲道和一半人行道被讓出來，供來往的行人通行。
「早上上班時分，公共汽車和自行車和平常一樣的在馬路上穿行。我們的訴求很明確：釋放天津被抓的學員；給法輪功學員一個寬鬆的修鍊環境；允許合法出版法輪功書籍。
「後來，進出府右街的車輛和行人明顯少了，可能是受到了警方的限制，只見眾多的警察在街上巡邏，一輛龐大的裝甲車緩緩在府右街開過來開過去，很明顯裡面有攝像機在對請願的人群掃描，以供秋後算賬。但大家都毫不迴避、坦坦蕩蕩地面對。後來聽說就是讓各單位根據這些錄像來查有否本單位的人的。
「所有的大法弟子就這樣待了整整一天，靜靜地等著學員代表和國務院朱鎔基總理的談話結果。由於所在位置不是正對中南海西門，朱鎔基總理出來的情況和學員代表進去的情況都沒看到，只有這樣幾個場景使我十分感動，並深深留在腦海里：
「場景一：在一個衚衕路口，一個中年婦女帶著年幼的孩子蹲在馬路旁，一個中年人（可能是便衣警察）問她：『誰叫你來的？』她回答：『我的心叫我來的。』聽了她發自內心深處而又智慧的回答，我當即熱淚盈眶，我想：她簡短的回答道出了我們所有的法輪功學員的心聲。
「場景二：男女警察一批批的輪換，雖然大法弟子數以萬計，但紀律出奇的好，所以警察輕鬆地在街上走來走去，食物袋、礦泉水瓶、煙頭隨地扔，就有附近的學員撿起來放到垃圾箱。無論馬路還是人行道都乾乾淨淨。
「場景三：下午，京郊各縣的官員奉命趕到現場，一個自稱是延慶縣縣長的人詢問一個女農民：『你們放著地不種來這裡幹什麼？』女農民答：『我們修鍊了法輪功，身體好了，莊稼長得也好，我們要把這些告訴中央領導。』準確又樸實的語言再一次深深感動了我。
「當晚九點鐘左右得知上訪問題得到了圓滿的解決，大家清理乾淨垃圾後就平和迅速的離開了。但是外地的學員多是由當地政府組織車輛接走的，所以參與進京上訪的學員被記錄在案，成為秋後算賬的依據。廣大善良的大法弟子絕對想不到兩個多月以後會面臨一場長達十年的殘酷迫害。我在事後單位領導找我談話時得知，據官方秘密文件中披露的『四•二五』萬人大上訪，人數遠不只『一萬人』，而是數萬，到底是多少，總有一天會大白於天下。」
4、見證之四
另一位暫時不能公開姓名的法輪功學員，在給明慧網的見證文章中寫道：
「（1999年4月）25日早8點15分左右，當時的總理朱鎔基一行人從國務院正門（西門）出來走過馬路來到上訪法輪功學員的面前。學員中響起了掌聲。朱總理問：『你們幹什麼來了？誰叫你們來的？』有許多學員說：『我們來反映法輪功的問題，沒有人組織。』朱總理又問：『為什麼不寫信上訪？怎麼這麼多人都在這兒？』學員回答說：「信都寫的成麻袋了，還沒得到回應。」朱總理說：「我對你們的問題有批複。」學員說：「我們沒有收到。」這時大家才意識到，總理給法輪功學員的批複被蓄意人攔截了。
「總理讓選幾個代表進去進一步說明情況。中午時分，法輪大法研究會的兩位法輪功學員和其他三位北京學員作為代表進入國務院同政府官員會談，申訴了法輪功學員的三點要求：
（1）釋放被非法抓捕的天津法輪功學員；
（2）允許法輪功書籍合法出版；
（3）合法的煉功環境。
「政府官員輪流參加會談的有國務院信訪辦的負責人，北京市的負責人，還有天津市的負責人。朱鎔基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國家不會幹涉群眾煉功的政策。傍晚時分，天津按照中央指示釋放了所有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隨即，法輪功學員們靜靜離去，整個過程平靜祥和，秩序井然。」
往事說到這裡，相信大家都看明白了：國務院信訪辦的位置就在中南海的西門，所以警察才得以引導法輪功學員排列到中南海附近。一九九九年七月迫害全面公開後，中共媒體說法輪功學員「衝擊中南海」、「圍攻中南海」，這些都只不過是為迫害而編造的謊言。
三、「四•二五」評價
雖然未能遏止中共內定的打壓計劃，但「四•二五」讓許多人，包括當時在場和不在場的許多法輪功學員，深刻見證了大法修鍊者和平理性的內在、堅守良知的勇氣。
隨著真相的日漸傳播，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四•二五」堪稱中國歷史上的一座道德豐碑：
在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在全球道德江河日下的大環境中，能有這麼多人不假思索地在同一天走出來，不約而同地來到同一個地方，為維護真理和人類福祉而放下了個人的一切。那個時刻，真的讓天地感動、後世流芳。
「四•二五」之後，法輪功普遍受到單位內控和暗中監視，但其實這種監控早在1998年前後就陸續開始了，並未等到1999年「七•二零」和2000年1月23日（除夕）的天安門自焚騙局。
造假、邪惡、暴力是中共的本性。「名譽搞臭、經濟截斷、肉體消滅」是中共對任何一個目標團體的迫害策略，對法輪功更是如此。
無論黑暗勢力顯得多麼強大，無論世界上有多少政要放棄道德底線，宇宙的真理是不會因為人而改變的。善惡有報是天理。每個人都有接受最後審判的那一天，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一生負責。看清真相，堅守良知，這是我們每個人在世獲得精神自由、死後在天庭與親人團聚的關鍵。
原文鏈接：「四·二五」上訪真相掠影
